【星云大师】合掌人生 更新日期:2018-11-08 16:57:25    138人参与了访问

  

星云大师把人生比作一条“路”,他说人生的前途要有路,才能有所发展;如果前途没有路,应该就表示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。而且人生的路,要靠自己走出来,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,总是没有把人生活得淋漓尽致,因此每个人都要重视自己的“生涯规划”。本书将引领读者进入星云大师人生的各个队段,战乱逃难、亲人离散、生死边缘、出家苦行、初到台湾、弘法全球。百般心路历程,展现的是大师积极的人生观,以及解决种种困难的智慧。如果一个人能够从走路中体会佛法,然后在佛法的指引下,走出平安健康、走出自在解脱的人生,才是个有智慧的人,也才称得上是真正会“走路”的人。大师的这本人生传记正在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会走路的人。一、人生路(1)一、人生路有人说:人生如梦幻,梦醒一场空;也有人说,人生如浮萍,漂泊不定,聚散无常。其实,人生好比一条“路”,人生的前途要有路,才能有所发展;如果前途没有路,应该就表示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。人生的路,要靠自己走出来,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,总是没有把人生活得淋漓尽致,因此每个人都要重视自己的“生涯规划”。我曾经把自己的一生规划为八个时期,以每十年为一时期,第一个十年是“成长时期”,第二个十年是“阅读时期”,第三个十年是“参学时期”,之后依次是“弘法时期”、“历史时期”、“哲学时期”、“伦理时期”、“佛学时期”。我能到人间来,得感谢父母生养了我的身体,他们帮助我在世间成长;但是自己前世的福德因缘,让我今生能够依照自己的理想,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发展,更是值得庆幸。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苦恼的小孩,由于家里贫穷,出了母胎连母奶都不足饱腹,但是我天性容易满足。对于童年往事,现在已经不复记忆,只是偶尔听母亲叙说,我经常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食物拿出来,分享给其他小孩子吃;其实家贫,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,母亲的话只不过说明,我从小就有喜舍的性格罢了。我还依稀记得,三四岁的时候就和外祖母学会念《般若心经》,也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,这一切大概都是受外婆的影响。童年的我,经常跟着外婆进出“道场”。其实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宗、什么教、什么神,只记得大多数的道场里,都悬挂了“十殿阎罗”的图:一殿阎君秦广王萧,二殿阎君楚江王曹,三殿阎君宋帝王廉,四殿阎君五官王黄……当时在小小的心灵上,就刻印了“人不能做坏事”的观念,做了坏事,上刀山,下油锅,那是多么痛苦、可怕的罪业呀!我虽然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读过什么书,但在童年时,就会背诵寺庙墙上所贴的《三世因果经》:“有食有穿为何因?前世茶饭施穷人;无食无穿为何因?前世不舍半分文。高楼大厦为何因?前世造庵起凉亭;福禄俱足为何因?前世施米寺庵前。相貌端严为何因?前世花果供佛前;相貌丑陋为何因?前世恶心嫉妒人。聪明智慧为何因?前世诵经念佛人……”一、人生路(2)我最感激的是,父母生养我,不但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,最重要的是,给我一个影响一生一世的性格。所谓“性格”,我生性勤劳,从小就喜欢帮助做家务,举凡扫地、洗碗、擦桌子,我都会主动去做。再者,就是我有一颗“仁慈”的心。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,一群蚂蚁被围困在路边的水塘中,我会替它们搭桥,让它们通过。幼小的昆虫,我也细心把它养大再放生。我喜欢养小鸡、小鸭,尤其喜爱养鸽子。记得有一次,为了一只鸽子飞失了没有回来,我最初急得饭都吃不下,最后竟至投河自尽。所幸我深谙水性,自己又浮了上来。但是这一切,都被大人责怪,认为简直是小孩子胡闹。我对家中所养的小狗,每天只准喂食一餐,甚为不满,总想:人可以吃三餐,为什么狗只能吃一餐呢?家人说:只有给它吃晚餐,它才肯看家守夜。我无法认同这种说法,经常在吃饭的时候,偷偷把碗盛满了饭菜,再将狗引到僻远的地方让它吃,我宁可自己少吃,也要替狗加餐。一只残缺的小鸡,破壳而出还不到十天,有一次被雨水淋湿了羽毛,我怕小鸡受寒,就把它摆在炉灶的入口,想借炉火帮它把羽毛烤干。哪知小鸡见了人,受到惊吓就往炉子里钻去。我一见大惊,赶快伸手把它从炉火里抢救出来。但是它的羽毛已被烧光,一只脚也烧掉了,甚至嘴巴因此缺了下喙。被烧成这个样子,照说小鸡应该是必死无疑,但我想出种种方法照顾它。起初喂食很麻烦,因为小鸡只剩上喙,不能啄食,所以三餐我都用杯子盛满米谷喂它。如此养了一年多,小鸡不但没有夭折,反而大到可以下蛋,尽管所下的蛋小如鸽蛋,但总是活了下来。这件事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成就了一件大事业一样,现在回想起来,这也是对生命的爱护。另外关于勤劳,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,因为家里贫穷,看到父母为家庭日用艰难而辛苦,于是就有心想要帮忙。但是一个年幼的儿童,能有什么办法呢?想到狗在路上屙屎,我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,然后到路上捡“狗屎”,把它堆积在一起,几天后也能卖给人家当肥料,而能赚得几个铜板。一、人生路(3)或者我常也在下午时分,出门捡拾路上的牛粪,然后学习大人的做法,把稻草剪碎,将牛粪及稻草用水和在一起,贴在墙上晒干后,一块牛粪几角钱卖给人当木炭烧,如此也能赚钱。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后,抗日战争开始,我的家乡扬州江都被战火摧毁,烧得只剩下一片瓦砾,到处都有铁钉,以及各种器皿损坏后的破铜烂铁。我把这些捡起来卖,虽然不值钱,但当时小小年纪,也觉得为数可观。甚至在桃李银杏出产季节,乡人吃过桃子、李子、杏子,里面的核到处乱丢,我也满街满巷地捡拾,累积起来也可以卖点小钱。过去自己一直觉得很难为情,不敢把这些事告诉别人;现在环保意识抬头,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的,不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,也是对环保的实践,同时也增强自己的信念。不论什么人,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,我觉得都非常有意义。十岁以前的童年,我把它称之为“成长时期”;十岁以后,我就步入了读书学习的时期了。我在出家前的一两年中,断断续续也读过几年“私塾”。所谓“断断续续”,原因是我们每天读书要缴四个铜板,有钱的时候就带着四个铜板去读书,如果没有钱,当天就主动为自己放假。私塾的老师也习惯如此,学生来了,就教他一段四书,不来也不会责怪。断断续续当中,也不知道自己能认得几个字,直到十二岁那年,我在师父志开上人的座下剃度出家。最初在南京栖霞佛学院读书,全班约有学生五十人,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许多,大部分在二十岁以上,只有我还在幼童之龄。同学当中,不要说青年,连少年都没有,我只有自惭形秽地混杂在那些大人学生之中。他们都曾经听讲过《成唯识论》《因明学》《般若心经》等,而我对这些经论,都如鸭子听雷,老师的语言,对我而言,只有声音,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何义。所幸在私塾里认得几个字,这时总算能够派上用场,我经常到栖霞佛学院的图书馆,借几本文学书籍来阅读。我记得自己所看的第一本小说,就是《精忠岳传》。对于岳飞的“精忠报国”,以及他的兄弟们“英勇果敢”的表现,都让我产生非常强烈的尊敬与向往。一、人生路(4)后来又接触《七侠五义》《小五义》《封神榜》《儒林外史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,经常看得入迷,甚至真是看到废寝忘食。之后又阅读不少西洋文学,先后看过英国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、印度泰戈尔的诗集、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,以及法国大仲马的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、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,美国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,还有德国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《浮士德》,等等。这时候感觉到知识无涯,慧海无边,每天虽然在丛林里过着专制、无理要求的生活,受着无情的打骂教育,但是我乐在阅读之中,其他一切也就不去计较了。在那个时候,我爱看小说,终于慢慢被老师发现了,成为黑名单上的学生。老师认为,一个不用功阅读经论,只是沉迷于小说的学生,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罢了!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嘲笑、歧视,我对东西方的小说、文学作品、历史传记,还是读得津津有味,乐此不疲。因为经论看不懂,只有阅读这些世间著作,能够增添我的知识见闻。那个时候,因为阅读,我也渐渐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绩,例如《水浒传》里的一百零八将,他们叫什么名字,什么绰号,用什么武器,穿什么衣服,我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。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,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。对于《三国演义》,我则崇拜不已,尤其当中对于人物武功的铺陈,很有层次,例如“吕布战三英”,可以看出吕布的武功胜过关云长、张翼德;而关公“过五关,斩六将”,可见关云长的武功又是远远胜过一般的英雄武将。对于《三国演义》中,把关云长、张翼德、赵子龙、黄忠、马超,列为“五虎将”,我认为最为公正。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、不比较、不闹情绪,只是一心辅佐刘备,令我最为钦佩。我在栖霞佛学院读书的六七年当中,可以说都是被人歧视、打压。例如,有一次语文课中,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,叫做“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”。在那种年龄,对于什么叫做“菩提”,什么叫做“般若”,我都搞不清楚,又如何议论?如何能畅所欲言呢?结果老师给我的批语是:“两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我当时一看,还扬扬得意,以为老师写了诗句赞美我,后来经过别人说明,才知道老师是在嘲笑我。所谓“两只黄鹂鸣翠柳”,它在叫什么你知道吗?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你又了解了什么呢?所以总说老师的意思,就是说我的文章“不知所云”!一、人生路(5)又有一次,作文题目是“故乡”。这种浅显易懂的题目,又是跟自己切身有关,加上我读过一些文学小说,懂得怎么样形容故乡,所以就写道:“我的故乡有弯弯曲曲的小河,河流上有小桥,两岸翠绿的杨柳低垂。每当黄昏落日余晖下,农舍的屋顶炊烟袅袅升起……”老师又给我批语:“如人数他宝,自无半毫分。”这一看就很明白,老师认为这篇文章是我抄袭而来,不是自己所作。写得好,是抄袭而来;写得不好,是不知所云。幸好我的性格善于转化,没有轻易被摧残、打倒,所以后来我一直主张,对青年学子要用爱的教育,要鼓励他上进。所谓“良言一句三冬暖”,老师的一句话,一点鼓励,是用金钱买不到的,可是对一位青年学子而言,在他的成长过程中,是多么需要师长大人的鼓励啊!不过,在我人生的学习之路上,也遇到过很多好的老师。十八岁我升学上焦山佛学院,有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薛剑园教授,为我们上文学课程,还有思想开放的圣璞法师,指导我们的国学。另外还有芝峰法师、大醒法师、圆湛法师、戒如学长、普莲学长,尤其在家的教授为数更多,只是有些名字已经不复记忆了。这么多年轻优秀的师长,为我们教授数学、外文、生物学等,我一时只觉心开意解,世间学问向我蜂拥而来。我忽然思想大开,进步神速,所以就不断向江苏省镇江的各大报副刊投稿。其中有小诗,有散文,有语体文,不但皆被录取,后来他们竟然还要请我当副刊编辑。这对一个没有进过正式学堂的青年而言,真是莫大的鼓励。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乐,也是最短暂的一段学习过程了。二十岁那年冬天,我离开了焦山佛学院,就此结束了我十年的学习生涯,接着就迈入了我人生另一个十年的参学时期了。离开焦山佛学院以后,我回到宜兴白塔山大觉寺,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,之后就到南京华藏寺,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。可惜因为时局动荡,国共战争开始,已经不容许自己有所作为了。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允许下,只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,其他东西一概舍弃,赠送给同学智勇等亲友,我率领了七十余名的青年同道,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,就这样渡海来到台湾。一、人生路(6)初到台湾,人地生疏,用“走投无路”来形容,一点也不为过。所幸获得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为我保证,办理户口,才得以留台。当然,更要感谢的是,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挂单,才能免于流离失所之苦。在当时,即使穷途潦倒,我仍然坚守自己对佛教的信念,保全一件僧衣,先后曾经拜访过慈航法师,听过道源法师讲说《大乘起信论》,也曾和大醒法师长谈,并且帮他担任“台湾佛教讲习会”的教务主任,乃至和东初法师讲说佛教的未来,同时帮他主编《人生杂志》。我也曾经亲近过章嘉活佛,尤其印顺长老初到台湾时,驻锡在我教书的“台湾佛教讲习会”,因此得以朝夕亲近请教。我对于长老治学的严谨,思想理路之通达,无限钦佩。记得那个时候,承慈航法师送我一套《太虚大师全书》六十册,以及印顺法师的著作。另外,我也拥有《印光大师文钞》《虚云老和尚法汇》、圆瑛法师的著作,还有一套《胡适文存》,等等。我坐拥书城,面聆这些大德的教益,回想这十年中,真是其乐无比。我除了参学、教学以外,偶尔也在报章杂志写些护教的文章。一篇文艺短篇小说《茶花再开的时候》,承中兴大学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从台北亲临圆光寺给我指教;一封写给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的信,抗议她在永乐戏院演出有损佛教形象的戏剧,引起轩然大波。尤其在《觉生月刊》上写给朱斐先生的一封信,导致他把《觉生月刊》停刊,另创《菩提树杂志》。另外,一篇短文批评《中华美术》所刊出的佛像,把头脚切断,是对佛教不敬,招来东初长老对我的不满。甚至佛教同道间的指责,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。我感叹自己只是在佛教里生事,对佛教没有真正的贡献。所幸章嘉活佛护卫我当选“中国佛教协会”的常务理事。但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,同时也不想连累容我挂单的新竹青草湖灵隐寺,所以就设法到了山后交通不甚方便的宜兰,一方面韬光养晦,一方面在那里实践我对佛教新教团的设立,就类似太虚大师的“菩萨学处”。从此我告别了十年的参学期,开始迈入另一个以文学弘法的十年了。一、人生路(7)我在宜兰,最初成立念佛会、歌咏队、学生会、文艺写作班;我有“教育部”登记在案的光华文理补习班,我创办幼儿园,也成立幼教师资训练班。我把宜兰市四十八个村,用佛教的义理,组成光明班、菩提班、清净班、慈悲班……四十八个班,每班选出一个班长,有系统、有组织地弘扬佛法。虽然一下子办了这么多活动,但我并不会太忙碌,因为歌咏队有杨勇溥老师帮我教授,太极拳班,有武功高超,即使二三十人联合起来都不是对手的熊养和老先生帮我指导。另外还有宜兰中学、兰阳女中的多位老师帮忙领导各种社团。我在忙碌之余还能抽空撰写文章,我的《玉琳国师》《释迦牟尼佛传》《十大弟子传》《佛教童话集》《佛教故事大全》,就是在宜兰十年的初期完成的。《释迦牟尼佛传》和《十大弟子传》,我都是用文学的笔调撰写,尤其《释迦牟尼佛传》,曾由“监察委员”游娟女士编成连续剧,在台视八点档期播出;也曾拍成电影,在金国戏院上映。《玉琳国师》更加发挥威力,曾被空军广播电台列为小说选播,也拍成电影,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编成电视剧《再世情缘》,在电视台连续播出一个多月。我在这个时候,鼓励慈庄、慈惠、慈容等人,在台北三重开设“佛教文化服务处”,除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务以外,也出版通俗化、大众化的佛教著作,如佛教的小说选集,如唱片的发行等。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回讲演之余,努力撰写文艺作品,尤其作了许多佛教歌曲,如《弘法者之歌》《西方》《快皈投佛陀座下》《菩提树》《钟声》《佛化婚礼祝歌》等。通过雷音寺歌咏队队员的演唱,甚至编成舞台剧,在台湾各地表演,一时造成轰动。但这也引起传统佛教人士对我的不满,认为我荒腔走板,怎么佛教还唱起歌来,真是大逆不道,这不是要灭亡佛教吗?但是佛教并没有因为唱歌而给唱完了,反而在几十年后,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慈惠法师主办的“人间音缘”,每年都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,可见佛教提倡歌唱,不但没有伤害佛教,反而接引了一批批优秀的青年进入佛教,对于带动佛教的年轻化、知识化,发挥很大的作用。一、人生路(8)我在宜兰弘法十多年后,一九六四年时年三十八岁,先在高雄创办寿山佛学院,接着购买了大树乡麻竹园五十多公顷的土地,就此开创佛光山,想为佛教创造历史,开创佛教的另一个新局面。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山建设,初意是想设立佛教学院,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。后来基于发展中的需要,除了安僧办道以外,并且创办各种佛教事业,诸如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,以及幼儿园、初级中学、高级中学的设立等。初建佛光山时,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,于是为佛光山订定四大宗旨:一、以教育培养人才;二、以文化弘扬佛法;三、以慈善福利社会;四、以共修净化人心。我同时也为随从的弟子们,制定佛光人的“工作信条”,我希望他们能在工作生活中,确实奉行“给人信心、给人希望、给人欢喜、给人方便”的原则。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,逐渐加以实现,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,慢慢落实,所谓“国际化、人间化、生活化、艺文化”的人间佛教,就这样确立了。从四十到五十岁的十年之间,因为是佛光山开山初期,点点滴滴,只要是善举,我从不排拒。例如,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,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;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,设立普门高中,甚至后来相继创办西来大学、南华大学、佛光大学,真的都是“以无为有”,正如《般若心经》所谓的“空中生妙有”。尤其为了“以教育培养人才”,我创办佛教学院,聘请杨国枢、韦政通、陈鼓应、王淮、唐亦男老师等人,到佛学院教授《老子》《庄子》,启发同学的哲学思想。乃至牟宗三、唐君毅,甚至韩国的金知见,日本的中村元、平川彰、水野弘元教授等人,都曾邀请他们讲学。另外,为了带动佛教文化,我经常“以文会友”。当时的文学家,如郭嗣汾、公孙嬿、朱桥、何凡、林海音、高阳、司马中原等人,都跟我成为很好的文友,甚至刘枋女士还曾在佛光山长住过一段时间。我对一些学术人才,一向都是非常尊重,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“大藏经编修委员会”,陆续把藏经加以标点、分段、注解,重新编印成《佛光大藏经》,同时还邀请大陆学者王志远、赖永海、方立天、楼宇烈、王尧、杨曾文、王雷泉、陈兵、方广锠、程恭让等人,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,出版《中国佛教经典宝藏》。一、人生路(9)我主办各种学术会议,出版《佛光学报》,后来又发行《普门学报》等。尽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为佛教推展文教事业,但是在佛光山开山期中,佛教界的某些领导人放话,扬言要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,不准我兴办教育。其实,天主教、基督教在台湾创办了东海、辅仁、东吴等多所大学,佛教界也没有人要打倒它们,为什么我为佛教所办的一所小小佛学院,就要打倒呢?尤其当时我要召开“世界汉藏佛教会议”,因为我获选为“中华汉藏文化协会”理事长,召开这样的会议有义不容辞的正当性。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,要大家不要参加,不要跟我合作。我经常带着一种悲悯的心情,想到可怜的佛教,就只剩这么一点生机在苟延残喘,难道我们不能爱惜它、维护它吗?此外,佛光山开山数年之后,由于各种因缘推动,我分别在高雄、彰化、台北设立分院。虽然来自教界与政治的阻力不少,但我顺应时势的需要,不但没有被打压、阻碍,反而以创造历史的精神,后来陆续到美国创建西来寺、中美寺,到澳洲创建中天寺、南天寺,到欧洲创建巴黎道场、德国禅净中心,到非洲创建南华寺,到马来西亚创建东禅寺等。我为海内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场订定“传统与现代融和”、“僧众与信众共有”、“修持与慧解并重”、“佛教与艺文合一”,作为佛光教团推展人间佛教的方向,我想这也是佛教发展的时代趋势,所以后来又成立国际佛光会,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个协会、分会,真是“佛光普照三千界,法水常流五大洲”了。时光荏苒,人已半百,在五十岁左右,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道场,创办佛教事业以外,这时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,应该要有一些实质的内涵。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做的都是“人间佛教”的事情,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,才想到“哲学的人生”,因此我对人间佛教开始做了一些规划,我要确立自己的模式来宣扬人间佛教。首先为了让人间佛教有特殊的内涵,我不能不考虑哲学思想上的建立,所以历年来国际佛光会召开世界会员大会,每次我都发表一篇主题演说,例如,《欢喜与融和》《同体与共生》《尊重与包容》《平等与和平》《圆满与自在》《自然与生命》《公是与公非》《人间与生活》《发心与发展》《自觉与行佛》《化世与益人》等,这些都是我在这十年期间所酝酿的思想。甚至对当代的问题,如战争与和平、宗教之间、族群问题、生态环保、安乐死、优生保健法、生命教育、生死学等,我都给予重新诠释。一、人生路(10)为了诠释这些问题,我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,或是召开座谈会,现在都已经结集出书。尤其我在《怎样做个佛光人》里,提倡佛光人要“先入世后出世、先度生后度死、先生活后生死、先缩小后扩大”;佛光人要“有宗教情操、有因果观念、有惭耻美德、有容人雅量”;佛光人“不私收徒弟、不私蓄金钱、不私建道场、不私交信者、不私自化缘、不私自请托、不私置产业、不私造饮食”;佛光人“以佛法为重、以世法为轻,以道情为重、以俗情为轻,以实践为重、以空谈为轻,以是非为重、以利害为轻”;佛光人“不以经忏为职业、不以游方为逍遥、不以自了为修行、不以无求为清高”;佛光人要“光荣归于佛陀、利益归于常住、成就归于大众、功德归于檀那”。我也替佛光山设立“参禅规约”,并且为建设人间佛教规划蓝图。在佛光山,我以“全面照顾一个人的生老病死,让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”为发展蓝图;对社会,从个人的新生,到家庭佛化、社区佛化,乃至以服务社会为工作的意义,都加以叙述、阐扬。在此期间,我为了替人间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、传统与现代融和的工作,因此把根本佛教的“戒定慧”三学提出来,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依据。在戒学方面,我主张戒律是佛教的根本,是佛法的生命,是诸佛化世的本源,所谓“戒住则僧住,僧住则法住”,戒律的重要,由此可见。但是戒律要合乎时代性,要合情、合理,要尊重人情、人性。当初佛陀也倡导“小小戒可舍”,现在的宪法都能顺应时代而改革,戒律也应该因时制宜,随着时代发展而融通应变,但是在应世化俗之余,不可过分方便而流于庸俗化,因为戒律必定是维护僧团最重要的法宝。在定学方面,我认为不管在家、出家,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门。过去在台湾少有禅堂的设立,但现在佛光山在国内外的分别院,每家都设有禅堂和念佛堂。这也说明,佛光山虽然主张“八宗兼弘”,但重在“禅净双修”,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、推动。在慧学方面,佛教是不同于一般宗教的,就是有慧学般若,讲究对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讨。遗憾的是,佛教徒大都重视信仰,不太重视阅藏读经,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读书会,目前大概有两千个读书会,至少有数百万人在读书。不过,若想提升佛教的慧学,大概还要看将来大家的深入程度了。一、人生路(11)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,主要是倡导生活的佛教,以促进人际间的和谐,带来社会的公平,达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,让所有人都能幸福安乐地生活为目标。所以,人间佛教希望大家讲道德、守信用、明因果、持五戒;唯有发扬人间的美德,散发人性的光辉,才能共创人间的净土。对于人间佛教的弘扬,我除了著有《人间佛教系列》的各类书籍以外,在《人间佛教的戒定慧》里,更把人间佛教的思想、理念,一一表露。人间佛教就是“佛说的、人要的、净化的、善美的;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,都是人间佛教”。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、人间的伦理、人间的秩序;人间佛教要从“人”做起,甚至要从“自己”做起,凡事不要求别人。为了不把报恩的责任推给阿弥陀佛,我在佛光山成立“功德主会”,把信徒定位为“佛教的老板”,并且订定各种功德主的福利办法,一方面替佛教报恩,同时也让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享受佛教给他们的福利,让他们都能“往生”佛光净土。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,我忽然想到自己已届花甲之年,跟随我的徒众弟子,出家弟子就有千余人之多,我在退位时曾宣布,我在佛光山的行政工作可以退位,但是我跟徒众的师徒关系没有退位。因此想到多少可敬、可爱的父母,他们把子弟交到佛光山跟随我出家,其中多数都是经过父母培养,受过大专高等教育,至少也是高级中学毕业后,再经过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教育,也算是大学学士了。虽然我年幼离开故乡、亲人,但在我心底,所有天下年长的男女,都可以做我的父母。为了对所有徒众的父母表示尊敬,举办了“佛光亲属会”,让所有徒众的父母、家人,每年都到佛光山团聚两天,不但父母、子女可以畅叙亲情,也让我有机会跟他们报告子弟出家后的前途希望。所以这时的思想,又转入到应该为人间的“伦理关系”有所建立的阶段。一、人生路(12)我有一千多名出家入道的弟子,我那么多的“佛门亲家”,虽然一年只聚会一次,但是大家都为儿女能得到一个好的安身立命的道场,感到欢喜、荣耀。有的上台讲演,表达他的欢喜,有的述说当初送子学道的心情。佛光山这许多青年子弟,也不辜负父母的希望,有的在各大学教书;有的从事文化事业,编辑报纸杂志;有的从事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;有的在世界各地名校,继续各种研究……佛光山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的行政、社教、法务,都是由这一群人担当,所有的父母亲家,也经常在世界各地来去旅行,到处为家。甚至佛光山还优待徒众父母,将来可以随子弟住进佛光山养老机构安养,或者百年之后,归葬佛光山万寿园陵墓。尤其佛光山任何一个子弟的父母,也是全佛光人子弟的父母;从一两个子弟之家,到几千人的世界大家庭,其融和安乐,真是难以言说。《梵网经》说,一切长者男子是我父,一切长者女子是我母,一切年轻男女是我的兄弟姐妹。诚哉斯言。当初我撰写《释迦牟尼佛传》时,写到佛陀为逝世的父亲担棺,为报答母亲之恩而亲上忉利天为母说法,甚至为迦旃延的弟子均头沙弥,铺设床位,让他在自己的房中暂住。佛陀对尊师重道、孝养慈亲,以及爱护后学,树立了典范,谁说佛门不重视伦理呢?佛光山提倡人间佛教,意味着佛教的出家人不是遗世独立,所以我倡导寺院道场为“四众共有”,我倡导各种不同种族要“同体共生”,我鼓励佛光山的儿女,在父母年老生日时,回俗家省亲祝寿。世界的秩序,就是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护,就如儒家的《礼运大同篇》说:“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”,更重要的,要让“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孤独废疾者,皆有所养”。所以佛光山除了推动文化、教育之弘法利生的事业以外,对于人一生的完成,养老育幼、生老病死的事情,更是特别给予关注。人的一生,其实只有两个重大的问题,一是“生”,一是“死”。死的时候固然要死得无牵无挂,死得自在安然;生的时候,更要活得无忧无虑,活得平安快乐。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,就是“战争”不断、“恐怖分子”猖獗,扰得人心惶惶。世界要和平,不但要发挥人性的慈悲、无私,还要讲究缘起性空、六度四摄、因果报应等,这些佛教的教义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无形力量。我认为世界和平的促进,宗教应该身先表率,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,要把“有容乃大”的胸襟,从宗教之间推展开来,进而影响社会各个团体,这是宗教界的责任,也是对现代社会的贡献。一、人生路(13)我一生倡导“融和”,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,尤其致力于“宗教融和”。为了结合宗教力量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,多年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与各宗教进行互访、对谈、交流。久远的不谈,就拿近几年来说,例如:一九九七年我应邀前往梵蒂冈与天主教教宗若望•保禄二世会面,共同祈求世界和平,此事被誉为“世纪性的宗教对谈”。一九九八年,我应邀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弘法,同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面,为中国佛教与马来西亚回教史,留下新的一页。二一年,我在澳洲与卧龙岗市长GeorgeHarrison,及英国国教卧龙岗地区的主教BishopPipen,针对宗教与文化交流,彼此交换看法。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,针对“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”问题,我也应邀与天主教的瑞恩神甫,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人,共同主持“宗教对话”。二三年,我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,与天主教枢机主教DomClaudio,针对宗教对本世纪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,进行“宗教对话”。此外,美国西来寺于一九八八年落成后,二十多年来一直与相距五分钟路程的摩门教会保持友好关系。西来寺每年举办世界和平祈愿法会,邀请各宗教领袖以各自独特的宗教仪式,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。最近我甚至还为北港妈祖宫撰写《妈祖纪念歌》,我认为宗教之间应该要建立“同体共生”的关系,要“同中存异、异中求同”,彼此包容、彼此尊重,就如人体的五官,要相互共生,才能共存。对于宗教之间的往来,我主张:教主不同,彼此要尊重,不可混淆;教义各有所宗,应该各自发挥;教徒之间则可以彼此沟通往来。由于我经常与各宗教之间保持密切的互动,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,例如,我与天主教教皇若望•保禄二世、台湾枢机主教单国玺、罗光总主教、丁松筠神甫等,都成为朋友。甚至天主教所办的智利圣多玛斯大学、台湾辅仁大学、澳洲格里菲斯大学,先后颁赠给我荣誉博士学位等。其实说来惭愧,由于自己从小基本教育没有打好基础,虽然在佛门里有禅、净、律各宗的参学,称得上资历完整,但是我的人生道路走来也有一些起伏,崎岖不平,变化莫测,很多难以掌握的事情,也只有随顺因缘所转了。一、人生路(14)现在回想起来,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时间,虽然也有一些为教为众的理念,但由于自己没有“学有专精”,对佛教纵有些许的贡献,也不值得自我夸耀。尤其过去为了弘扬人间佛教,所写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,虽然已如预期,发挥了接引社会人士普遍认识佛教的功能,可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,直到七十岁古稀之龄后,我发现自己的佛学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深入,因此在二一年发行《普门学报》,一方面提供学者有发表学术论文的园地,希望进一步提升佛教义理研究,为人间佛教建立思想体系,同时我也亲自为学报撰写论文。近十年来,我在《普门学报》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:《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性刍议》《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——论大小乘佛教融和的开展》《论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义——诠释三皈》《五戒及生权的内容》《六波罗蜜自他两利之评析》《人间佛教的蓝图》《比丘尼僧团的发展》《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》《佛教与花的因缘》《佛教与自然生态》《佛教丛林语言规范》《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》《人间佛教的戒定慧》等。直到这时,我才真正对佛教的学术问题有所留意。不过在此之前数十年,因为出身在临济宗门下,对禅门的思想、语录,我一直喜爱撰文,对净土的念佛,更因一生参加过的佛七不下数百次,也有心得。另外,过去青少年时期,在佛教学院所受的课程,大都是唯识学的经论,现在也不禁在心头慢慢明亮起来。虽然我的心中还是喜欢般若空性、缘起中道,不过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,总是为各种众生所喜爱,所以我对于佛学的基本信念,并不喜欢分宗立派,分别你我,造成宗派之间的相互对立。我尤其不希望学者们用研究佛教的角度,互相排斥、批判,这是自相残害,对佛教并无益处。我主张佛教的“圣言量”,你要信就信,不信也就罢了,但不可以用此经论,打倒彼学说,用彼学说,打倒此经论,这样只会分裂佛教,造成佛教的分歧,丝毫无助于佛心证道。因此,我认为佛学是一大总相法门,佛教虽然“方便有多门”,但是“归元无二路”,就等于人生的道路,也是一直向前。佛道虽然遥远,只要我们树立生命的指针,假以时日,必定都能同证佛道,圆满菩提,这才是人生道路的终究归处。二、生死边缘(1)二、生死边缘我出生在国民军北阀的一九二七年,当时军阀孙传芳担任八省联军总司令,反抗国民政府。有一天,他的部队在我家门口枪决一名民众。就在这个时候,我呱呱坠地,来到了人间。我出生时,根据母亲说,我的脸半边是红色,半边是白色,她认为自己生了一个妖怪,几乎不敢抚养我。后来经过一段时日,我才逐渐恢复得和一般正常婴儿一样。我从小家庭贫穷,母亲多病,父亲是一位朴实的普通平民,介乎农、工、商之间。父母生养了四个儿女,我上有一兄一姐,下有一个弟弟。犹记得八岁那年,正当岁末冬残,年关将近的时候,家人都出外张罗年货,准备要过新年了,家中只留下十三岁的哥哥和我。这一天,大哥李国华兴匆匆地从外面回来,告诉我河水都结冰了,他刚刚才从上面走了一趟回来。我一听,好奇心驱使,就说我也要出去走一走。当我走出家门后,大哥就把门关上,并且上了门闩,大概是想让我在外面多玩一些时候吧!我一个人来到冰河上,兴高采烈地走着,忽然见到远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鸭蛋,心中不禁暗暗窃喜:鸭子在冰上生蛋,没有人发现,我可以去拿。于是我一步步地走向“鸭蛋”。岂知这时突然“轰隆”一声,整片冰应声碎裂,我就这样掉进了冰窟里。原来所谓的“鸭蛋”,其实是冰将破裂时的冰印,因为状似蛋形,所以让我误以为是鸭蛋。生长在寒带地区的人都知道,一个人一旦不慎掉进冰窟里,即使旁边有人,也很难救援,因为上有厚冰覆盖,必须把冰块打破,才能下水救人。通常经过一番周折以后,人在里面早已冻死,何况在我掉入冰窟时,四周并无一人。我在冰窟里究竟挣扎多久,已经不复记忆!只记得我回到家门口敲门时,全身衣服上都是碎冰。大哥开门一看,整个人都吓呆了。事后家人怎么样也想不到,在这样的遭遇下,我竟然还能捡回一条小命。如今回想起来,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,难以明白其中的原因。二、生死边缘(2)其实我这一生,类似这样走过“生死边缘”的经验,不止十次、八次以上。由于我自幼经常跟随外婆进出佛堂,四五岁时就懂得茹素,也会背诵《般若心经》,因此一生对佛教的信心,反而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遭遇中,更加长养,更加坚定不移。经过了第一次的死里逃生,两年后,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,“卢沟桥事变”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。记得那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,是一个大雪飘飘的日子,日军攻进南京城,当时十岁的我,身上扛了一条被单,跟着一帮民众开始了逃亡的生活。我们一路向北方走,半途看到一百公里外的南京,火光冲天,真是烧红了半边天。后来才知道,原来那就是日军正式展开大屠杀的时刻。记忆中,我们先在兴化县一个车棚里住宿,后来又在村子里一间神庙安身。不多日,整个江苏就全部沦陷了。逃难中,年老的外婆九死一生,不但从日军刺刀下逃过一劫,也曾经泡在江水中,所幸靠着一件冬日的棉衣而不致淹死,再度逃到兴化与我们会合。大概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,日军全部占领了江苏,外婆挂念家产,要回故居一看。不知死活轻重的我,也吵着要跟外婆一起回家。外婆一向疼我,于是我们祖孙二人又花了两天的时间,步行到江都。这时候江都的小镇已完全被战火摧毁,几成一片瓦砾废墟。外婆的家比较有规模,倒塌的瓦砾中,余烟还在袅袅上升,我家的四间草屋,也都成为一堆灰烬。正当我和外婆在家居左右凭吊时,外婆看着烧毁的房子,舍不得一生心血就这样付之一炬,因此在瓦砾堆里翻弄,大概是在找一些未烧完的破铜烂铁。就在这个时候,不幸被日军看到,马上就将外婆带走了。我一路哭喊着在后面跟随。不知走了多远,日军用刺刀拦住我,不准我前进,因此我和外婆就此分开,之后也不知外婆被带往何方。后来,听说年过六十的外婆被日军带到营房里当伙夫。因为当时人民不是逃光,就是杀光,日军每日三餐需要很多人手工作,外婆因此得以幸免于难。我和外婆分开之后,独自留在小镇上,举目所见,尸骨遍野,有的尸体漂在河流之中,头下脚上;也有的陈尸路边,只剩下手脚,内脏已被饥饿的野狗饱餐充饥。这些啃食人肉的野狗,一只只看起来都是一脸凶相,甚至当我回到家中,我家的狗看到我,两只眼睛也是露出红色的光,凶恶的眼神令人恐惧。不过由于过去我对它们一直爱护有加,因此它们看到我,还是表现得十分亲热。二、生死边缘(3)人的求生潜能是无限的。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幼童,与外婆分散之后,四顾茫茫,不知道回头路途如何走法,前进也没有方向。这时候,偶尔远远看到日军,我就急忙朝死人堆里一躲,装着我也是死尸之一。因为时值岁末,天寒地冻,大地已成为一个大冰柜,所以尸体虽多,却未曾腐烂,除了血迹斑斑以外,整个人体僵硬完好。我躺在死人堆中,几次听着日军的军靴踢踏踢踏走过,侥幸未被发现,让我从“生死边缘”中,第一次深刻体悟到生命的无常与恐怖。后来,外婆从日军的伙夫房里偷偷逃了出来,竟然又找到了我,我们祖孙得以再见。外婆于是又带着我,一路躲躲藏藏,我们又逃到兴化,和家中的其他人相聚。就这样我在兴化居住两个多月,从此再也不敢吵着要回家了。在日军攻占南京的时候,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,实施所谓“三光”政策,也就是烧光、抢光、杀光,所以从南京到江都,一路上所见到的景象,用当时的话说,就是“杀人放火,奸淫掳掠”。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,我在杭州工作的父亲,想是在逃难回家的途中,不幸死于战乱,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的面。直到十八岁那年,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,有一堂作文课,我写下了《一封无法投递的信》,表示我对父亲的哀悼,用以追忆。回顾历史,当年日军攻占南京,造成“南京大屠杀”的血腥惨剧,日本士兵泯灭人性,固然令人发指,其实中国的军队派系之多,彼此倾轧,互不团结,尤其守军将领唐生智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,完全没有大将应变的智慧与能力。当日军兵临城下时,他第一个弃城逃走;在此之前,他把南京通往长江以北的一切船只,完全封锁,所以在日军进城以后,军民过江不易,致使数十万军民惨死在石头城下,或扬子江边,伤亡之惨重,令人不敢回想。一年多以后,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,我和母亲从江都出发,沿途寻找失去音讯的父亲。其时京沪路上一片萧条,人烟稀少,到处都有日军站岗,我们一般平民百姓,只要在肩膀上挂着一个“红太阳”的臂章,日军大都放行。二、生死边缘(4)我在寻父的途中,路经栖霞山寺,虽然当时年幼无知,也感觉到前途茫茫。不过大概也是我的福德因缘吧,由于战争,反而成就我在栖霞山剃发出家。回忆从抗战开始到我出家,一年多的岁月里,游击队和日军不断在家乡的小镇上,进行拉锯战。白天日军扫荡,夜间游击队反攻。那个时候,儿童并不知道枪炮子弹的凶残,经常在战争过后,争相跑到刚才作战的区域,以数死尸为乐,看谁数得最多,谁就是赢家。后来出家为僧,回想起那一段在“生死边缘”游走的日子,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打发过去的。只是,日子虽然走过来了,但苦难并没有完全过去。就在出家后的第六年,也就是十七岁那年,我忽然染上疟疾。记得那时正值秋天,一般叫做“秋老虎”。根据老一辈的说法,在秋天染上疟疾,存活的机会很少。我自己也抱着等死的心情,其实应该说死活都没有想,因为觉得在十七年的岁月中,人生并没有什么享受与快乐,所以不觉得活着很好,也不觉得死亡有什么可怕。在那个年代里,尤其是在深山古寺的大丛林里,如果一个人死了,也没有人知道,甚至连死亡证明都不必开立,只要送到山上的火葬场火化。大众要到早晚课时,发现灵前多了一个牌位,程序多了一个灵前回向,才知道又有一个人死了。染患疟疾最明显的病兆,就是全身忽冷忽热。当我在病榻上寒热交加的时候,恩师志开上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,得知我已卧病半个月,特地派了方丈室的道人送来半碗咸菜。大概因为无盐无油,最适合病患食用,所以后来我竟然不药而愈。回想当时接到半碗咸菜,我真是感激涕零。因为自从出家以来,从未受过别人的关爱,因此虽然只是半碗咸菜,但我内心油然生起一分感动,觉得我的师父真好。同时就在这个时候,我在心中默默发愿:将来我一定要弘法利生,以报师恩。翌年,我升学到镇江焦山佛学院,那是全国佛教界最高学府,一般学生很难考进。在焦山佛学院三年的时间里,记忆最深刻的是,二十岁那年,我全身皮肤生脓,长出一颗颗的“脓疮”。因为步行艰难,有一天同学们都去过堂用午斋,我一个人坐在庭院的石凳上照顾学院。忽然一对年轻的夫妇看到我,好奇地走过来问我:“你今年几岁了?”经他这一问,我忽然想起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,所以就回答他:“我今天刚好二十岁。”问者可能没有听出我话中的意义,他把我的话当成“我今年二十岁”。二、生死边缘(5)在我全身长满脓疮的时候,我曾经想过:为什么会罹患这样的恶疾呢?记得当时全身的皮肤溃烂流脓,只要穿上一件衣服,就整个粘贴在皮肤上。每回要把衣服脱下来换洗,就像脱了一层皮一样,血肉模糊,到现在回想起来,都觉得很惊人。当时我阅读佛教史,知道唐朝的悟达国师曾在腿上患了“人面疮”,也就是伤口像人面一样,甚至还有嘴巴,必须喂以饮食,才能抑止疼痛。后来遇到一位圣僧,告诉他这是业障所致,不是肉体之病。悟达国师经圣僧指点,以水洗涤,消除罪业。后来为了启示后人,悟达国师因此作了《慈悲三昧水忏》,流传至今。在那个青涩的年岁里,我想起了悟达国师的故事,只有虔诚皈依观世音菩萨,礼拜忏悔。当时也没有人谈到这种病可以医治,但记不清是如何获得同学给我一粒“消治脓”的药,吃下去后隔天立刻消肿,不数日也就完全康复了。后来根据别人的说法,这是因为在抗战期间,死人的尸体浸泡在河水之中,生人饮用之后,瘴毒积在体内,经过一段时间,瘴疠之气发作,所以产生的怪病。别人姑妄言之,我也姑妄听之,因为能够不死,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,也不禁万分庆幸,感谢佛恩,因此更加坚定相信“佛力不可思议”。一九四八年,我时年二十一岁,应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觉寺边上一间国民小学担任校长。说来惭愧,我一生不但从未进过小学,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。承蒙宜兴教育局委任我当校长,大概因为乡村人才难找,他们听说我从南京回来,以为我必然见过世面,学有专长。其实我毫无经验,不过为了振兴佛教,在我的生涯规划里,早就希望为佛教开办一间农场,兴设一所国民义务学校。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,如今有了这个机会,我自然全力以赴。同时我也相信“做中学”,自觉能力应该可以胜任。可惜,当时国共战争又起,经常在学校里上课,听到“砰”一声枪响,知道附近又枪杀了人。不管白天或深夜,经常听到狗吠,都让人胆战心惊。二、生死边缘(6)那个时候,国民党的部队毫无军纪,我不知道是哪个营队,只要他们从寺里经过,所有牙刷、毛巾、肥皂,立刻不翼而飞,其他能顺手带走的东西,也都被那些穷苦的军人搜刮一空。终于有一天,记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,半夜里被人叫醒,睁开双眼一看,几十个武装军士用长枪短枪对着我,喝令道:“不要动!”我当时并不害怕,只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军队。正当我还在纳闷时,不由分说地已被五花大绑,强带着跟他们在黑夜里穿过田野,越过荒原。大约一小时后,我被带到一所空屋,里面早已捆绑了数十人。我一到达,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样子,大吼一声:“把他吊起来!”所谓吊起来,就是用绳子扣着两手的大拇指,悬空垂挂在那里。我当时一听,心想这下可能要受苦了。但是随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边耳语两句,他马上说不要吊我,只把我捆绑在一旁。于是我就待在这间空屋子里,看到今天枪毙两个人,明天原本健康的人,好端端地被带出去,不多久就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了回来。这时候我想到佛教说的:“眼看他人死,我心急如火;不是伤他人,看看轮到我。”就这样到了第十一天,忽然叫到我的名字。我被用绳索捆绑着带出空屋,也不知道将会被带往何处。只见一路上,五步一哨,十步一岗,大家如临大敌一般。我心想,这必定是要把我绑赴刑场,应该是要被枪决了。一个人面临死亡的那一刻,心里的感受如何?一般人很少有这种经历。当时我并不畏惧,只是感到万分遗憾,心想:我才二十二岁,到这个世间上来,什么事情都还没做,就这样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。师父上人一定不知道,此刻我就要被枪决了,母亲也不知道,她的这个儿子只能活到二十二岁!人生真像水泡一样,“啵”一声,水泡破灭了,世间一切又归于平静。这样想着想着,已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,只见里面放着各种刑具,包括老虎凳、铁钳子、铁链、三角带、狼牙棒、木棍等。我以为免不了要受刑,如此即使没有在刑场上被枪毙,也是活罪难逃,最后也会跟其他难友一样,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回去。二、生死边缘(7)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,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,那位主管竟然当场释放了我。我记得当天由师兄带我回寺,途中所经的道路虽然屈曲,但还算平坦,可是我的双脚却不听使唤,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样地回到寺中。我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颤抖,只是经过十多天的关闭,两只脚已经不善于步行了。我在宜兴的那段岁月,被关了十多天的土牢,竟连对方是什么党、什么部队都没有搞清楚。这时我思忖着,虽然又从“死亡边缘”逃过一劫,但是当地的治安如此恶化,实在不宜再逗留下去,因此告别师兄,回到南京。在南京,初任华藏寺监院,再任住持。但因时局实在动荡,尤其徐蚌会战,国民党失败,南京已经陷入一片纷乱。在京沪的路途上,逃亡的难民之多,大家争先恐后地抢搭交通工具,有的抱着火车头,有的人盘踞在火车上,一脚在车内,一脚在车外。路边的死尸随处可见。我目睹此情此景,心生不忍,因此发愿集合同道,希望组织“僧侣救护队”,救伤恤亡。然而,“僧侣救护队”岂是民间之力所能组成?只有寄望公家机关能够成全。那时我指望“僧侣救护队”能做一个短期的训练,唯一可去的,就是台湾。所以在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,我领导了七十余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,抵达了事前茫无所知的台湾。只是从此我又寄身在“白色恐怖”的年代里,行走在“生死边缘”的险路上。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来到台湾,但是没有入台证,幸经前“内政部长”吴伯雄先生的尊翁,时任“警民协会”会长的吴鸿麟老先生出面为我作保,我才得以获准留台。但是当时台湾省政府听信广播,说大陆派遣五百位僧侣到台湾从事间谍工作,因此我和来自大陆的一群僧青年,不分青红皂白被分别关在台北、桃园等地。其中,慈航法师被关在台北,我和律航法师等一行十余人,被关进桃园的一所仓库里。有一天,忽然传来命令,将我们绑起来拉去游街。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,来到一所警察局,里面一人见状,大骂一声:“谁叫你们把这些和尚带来的,赶快带回去!”于是我们又被带回仓库,就此在里面住了二十三天。二、生死边缘(8)最后幸经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、曾任“台湾省主席”吴国祯先生的父亲吴经熊老先生,以及“立法委员”董正之先生、“监察委员”丁俊生先生等人营救,才把我们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。在那个“白色恐怖”的年代里,人民只要一经逮捕,很少能活着出去的。即使侥幸获释,也已遭刑求而伤筋断骨,体无完肤了。我们虽然没有死于冤屈,也没有受到刑罚,但从此难获台湾各地寺院的信赖,他们不能接受来自大陆的僧青年。不少人到处挂单遭拒,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,许多有为的僧青年就这样流失了,殊为可惜。其实也难怪,因为当时距离一九四七年发生的“二二八”事件为时不久,我们在台湾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、误解。事实上,“二二八”的悲剧,是民族的不幸,当时台湾人民死伤很多,但是大陆人士伤亡也不在少数。今日评论“二二八”事件,完全忽视大陆人民死难的事实,坦白说也并不公平。在那一段居无定所、颠沛流离的岁月里,我非常感谢慈航法师喊出“抢救僧宝”的口号,以及妙果老和尚对我的厚爱,特别留我在圆光寺安单。我也感恩图报,尽力为寺中的大众服务。只是我在台湾,还是一直生活在“白色恐怖”的不安之中。例如,我被邀请到台中编《觉群周报》,这是太虚大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,于上海发行的一份刊物。我从中坜到台中,只编了一期,听说警察要逮捕我,吓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。之后,台湾的“警备总部”经常有人密告我,有时说我偷听大陆广播,有时说我晚间换装出外和人聚会。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使用过收音机,哪里会收听广播?我平时除了讲经说法、弘法布教以外,也不习惯于在世俗的场合里聚会。甚至佛光山开山以后,也有人检举我藏有两百支长枪。事实上佛光山至今两百支棍棒都没有,哪里有两百支长枪呢?曾经有一次,我在宜兰欢迎章嘉活佛到访,致辞时我说:“欢迎我们的领袖章嘉活佛。”治安人员竟然说我要造反,要拥护章嘉活佛当领袖。根据台湾南区“警备总部”常持司令说,我遭人检举的密函,在他那里少说有一二尺高,可见我被人诬陷的罪名之多。所幸都能一一化解,也可以说我走在“生死边缘”上,都能化险为夷,平安归来。虽然我自身的安危难保,但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陈秀平先生,服务于电力公司,被冤屈为“匪谍”,我为了保证他的清白,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。后来陈秀平先生帮我在台北创建智光中学,并且担任校长。另有一位李小姐,也被诬指为“匪谍”,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,有时一问就是一整夜,有时半天,甚至一连几天地疲劳审讯,并且还限制她的居住自由,最后也在我的全力营救下,终于获得昭雪。二、生死边缘(9)我初到台湾那几年,记忆最深刻的,就是挂单在圆光寺时,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,然后拉着手拉车到中坜镇上,六时抵达市场,唤醒卖菜的小贩,为寺中八十人备办生活所需的油盐米菜等,来回总得五六小时。为了争取时间,我也学会骑脚踏车,有时购买的东西不多,我就骑脚踏车就近到“大仑”的小街上购买。我骑脚踏车的技术并不纯熟,有一天,跟往常一样,我骑着脚踏车准备上街。当车行在羊肠小道上,忽然看到远远的前方,有两位幼童迎面走来,我一急,大喊一声:“让开!”由于喊的声音力道太大,人车倏地腾空弹了起来,然后掉进大约有三层楼高的深沟里。由于我掉下去的时候,头先着地,而且结结实实地撞上一块大石头,所以顿时头晕目眩,眼冒金星,我只觉得天旋地转,日月无光,心想:这下子我必死无疑!不知经过多久,我坐了起来,看看左右,心想:“咦!人死后的世界,怎么也和人间差不多!你看,黄土地上,石子累累;沟渠岸边,草木萋萋。”再定睛望去,不远的地方,已经摔得支离破碎的脚踏车,轮胎、零件散落一地。这时我才慢慢回过神来,发现原来我并没死,还活在人间。我摸摸全身,竟然一点伤痕也没有,连头上撞击的地方,也是毫发无伤,甚至没有疼痛的感觉。因为没有摔死,我不禁兴奋地一跃而起,不过还是舍不得我的脚踏车,于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,一块块捡起来,再拿出车后的绳索加以捆绑。我想把它当成废铁出售,至少也能卖个三两块钱,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。在当天的日记上,我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平时都是人骑脚踏车,今天我被脚踏车所骑;人骑车,车骑人,偶尔转换一下立场,倒也公平。”这一次从“死亡边缘”回来,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样,侥幸自己又捡回一命,所以我在圆光寺居住一年有余,每天为常住拉车购物,扫除四周落叶,供应六百桶井水。劳动之余,偶尔抽空写些短文,投稿给台北的报章杂志,一经获得刊登,不但有些稿费,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励。在这个时期里,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个妄念,认为自己罹患了肺病,每天朝思暮想,“我患了肺痨”的念头一直在脑海里萦绕,身心饱受煎熬。原因是曾经听过一位老师说,一个人如果过度辛苦劳累,营养不足时,很容易罹患肺痨。二、生死边缘(10)或许是自己的疑心吧,所谓“疑心生暗鬼”,疑心也能成病。我在圆光寺的这段时光里,一面为常住劳动服务,一面忧虑着自己的肺痨。有时候我也想,自己身强体壮,应该不会有肺痨才对!但是肺痨的阴影,仍然盘旋在心中,始终挥之不去。直到一九五年的冬天,正是番茄盛产季节,有人说,吃番茄可以治肺病。我一听,太好了!那时候自己虽是一介贫僧,但买番茄的能力还有,所以一口气买了一抽屉的番茄,有时间就吃。一段时间后,我心想:吃了那么多的番茄,肺病应该好了吧!实际上,我并没有染患肺病,而是生了“疑心病”。不过我吃了番茄,心理健康了,身体也跟着健康起来。所以我感觉,世上有许多人“庸人自扰”,自己疑虑得鬼影幢幢,自然活得不安然。所谓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,人要自我调整思想,自我改正观念,才有得救的希望。我对佛教的传播,一向热心于文化、教育。一九五二年,为了编辑《人生杂志》,我曾在台北善导寺纳骨堂骨灰龛下的橱子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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